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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故土来

作者:黄微/曾祥麟推荐  刊发时间:2016-11-25  阅读:


     风从故土来
          ——我与流沙河先生交往的三十年

           川报观察特约作者:黄微

     导读:

    一眨眼哪,流沙河先生就85岁了?!
    30年前我在成都的很长一段时期,天天往他家跑,蹭吃蹭喝蹭知识、当“跟班”。他是我绝对信任的长辈、非常友好的朋友,别人尊称他是“蜀中大将”、“天府奇才”、“著名诗人”……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快乐而真诚的伯伯——我亲爱的沙河伯伯!
    伯伯曾对我说:要不是你问,很多事情我都不会说的,有些事情,连和我很熟悉的人都不知道:比如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作品,其实是移栽到文联宿舍的那两棵树,人家说我可以去挂个牌子叫“流沙河之树”,我不敢,我把它们送给你,你回成都后可以在那两颗树上去挂个小牌牌:“微微之树”!


      小学留了三次级

    伯伯本名余勋坦,是父母取的。从他上溯,余家四代都是读书人。余小朋友童年的时候,金堂县余家院子里到处挂着匾额,加起来有30道。伯伯说:“30道!你好生想——我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文言文,那是怎样的幸运!”。伯伯的外公是川西乡村一个普通的地主,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把她当男孩养,送她进了乡村私塾。在余小朋友4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认识了几百个字。伯伯的父亲读过相当于中专的学校,在那个年代,要算知识分子了。但父母都不在意余小朋友的“长进”,他读小学的时候喜欢手工,削篾条、做风筝、编鸟笼、逮蟋蟀……就把功课耽误了,居然三次留级,父母都一笑了之。“他们平时从不督促我的功课,也不施加压力。”伯伯笑着解释过:“其实,我不是不喜欢读书,就是太贪耍了。”
    父母的宽容和慈爱,使伯伯的童年阳光灿烂。他告诉我:“我很感激我的爸爸妈妈,同时觉得对不起他们,没有很好地照料他们。少年时候、青年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尽孝道,等我现在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了。唉,不说了,走都走了,再说,就惊扰他们了。”


      不懂啥子叫“国学”

    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语文”课,小学叫“国语”,中学、大学叫“国文”,课文多是文言文和古代诗歌,伯伯的古文功底,就是那时奠定的。但他不认“国学”。伯伯说:“我不认为这个就是国学,从来不承认。它只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常识,最一般的常识,国学这个概念大得很,它究竟包括些啥子,我也搞不懂,我心中惶恐,愧不敢用。”我问:大家盛赞你对正体字的研究和传播,那不算“国学”?伯伯说:“你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希望回到正体字,不用那个简化字。正体字不是繁体字,你要明白。”我说:“你又没有送我书,我咋个读嘛?”他笑道:“算了算了,你读也读不懂,你兴趣不在这里!”我说:“我爸说你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凝聚全球华夏儿女有大贡献,赛过那些来去匆匆的政治家,会历千年而不朽。”伯伯哈哈大笑:“我遭不住!我遭不住!不要吓死我。我就是会摆点儿龙门阵,千万不要拿这个话吓人家。你要听我的,不要听你爸爸的。我跟你爸爸那么好的朋友,我不好骂他;你是你爸的乖女儿,你可以骂他,声讨他!喊他不要吓人。”


      本是流沙误成河

    余勋坦同学读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文章、发诗歌,最初的笔名是“流沙”,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950年,伯伯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刊物,发现40年代就有一个写诗的人叫“流沙”,人家是前辈,自己再用这个名字不合适,当时也没怎么考虑,就加了一个“河”字当笔名。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从《西游记》来的呢!伯伯回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西游记》,如果读过,绝对不会取这个名字——那河里头尽是妖怪,太吓人了!”
    在工作单位《川西农民报》,伯伯用的是本名,但领导和同事只记他的笔名,工作证、记者证上,人家都给他填“流沙河”,反而把“余勋坦”搞成了“原名”、“曾用名”。当时他也没有重视,一年后觉得不对,要求改,上面说你的证件、档案都是这个名字,改不动了。1952年底,伯伯从报社到了四川省文联,又去要求新领导改,领导说:算了算了,不要改了。他自己也就没有坚持。1954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坚决和流沙河做斗争》,他大惊,仔细一看,原来是河北省有一条河叫流沙河,经常泛滥,正在治理。这使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可怕,但是已经改不回来了。伯伯说:“这一辈子,就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连一些跟我很熟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该叫余勋坦。身份证上也写的是流沙河。这件事情是我终生的遗憾,尤其是不胜烦恼,因为别人总要问,你咋个取个这个名字呢?我就不好意思解释。恐怕只有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里去重新交代,免得阴间的祖先不认我是后人!”


      哪种“草木”惹的祸?

    1957年,26岁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第一期发了《草木篇》,一组微型散文诗,通过对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这五种植物的描绘,抒写自己对人生的观感和思考,因而误犯天条,成了“右派”。我问伯伯:你那个《草木篇》到底有没有影射当时的政权?伯伯说:“怎么会!?那只是针对社会现象,是机关干部群体生活的感受。”我又问:你知不知道是哪一篇犯上了?伯伯答:“我也不知道。弄不清楚,模模糊糊。”我没有再问,但我猜想一定是那篇《仙人掌》——“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我读过伯伯的《锯齿啮痕录》,写他当右派、下苦力的时候也不忘看书,经常从深夜读到黎明,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也许,这是他们罹同一灾难的同一根源?
    我曾问伯伯当了多久的右派,这次他的答复非常详细,具体到年、月、日、时,那语气中的悲凉前所未有:“确切地说,是二十年又六个小时。实际上还要长一些,在正式下文件前,就被说成是右派了,不过正式宣布处分是195856日上午九点,正式摘帽是197856日下午三点!”
    我在想,我爸爸当右派的时候干矿工,把身体锻炼得很好,就问他是不是下农场、拉大锯也锻炼了身体?他坚决地说:“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我身体越来越差。文革一发生,我内心恐惧,怕自己被活活打死,怕得很,健康就迅速恶化,其表现就是经常感冒。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主要看他的精神,如果精神时刻处在最最不安的状况中,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


      “著名诗人”很讨厌

    1978年,47岁的流沙河平反回到成都。我印象中他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大家也都这么说。但他告诉我:“什么都不是。我回来的身份是《星星诗刊》编辑;到80年代中期,四川作协从省文联独立出来,我的身份变成‘驻会作家’,又叫一级作家。但是我要给你讲真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的,全部机关干部的职务里面,没有所谓一级作家,这是作家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实际我的身份就是创作员。其他那些作家,我想也是。硬要说自己是一级作家,那是迷恋虚荣。对号入座,我只能叫创作员。”至于那个“官衔”,我查了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8512月省作协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副主席的,的确有他,不过他根本没有出席那次会议。我问他为何不承认?伯伯说:“那就是个虚名。”
    他厌恶的不仅是官职,还有某些尊称。“我很厌恶‘著名诗人’这种称呼,中国作协并没有列出某人是著名诗人。我告诉你,中国诗人的叫法确有五等。第一等叫国际知名诗人,就是艾青和臧克家,只有他们两位,所谓国际知名,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至少官方体系这么认为;第二等叫著名诗人;第三等就叫诗人;第四等叫诗作者,连诗人都不算;第五等叫诗歌爱好者,复合称呼,不以个人身份出现,很可笑的。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著名诗人。又没有民主投票,又没有做统计,你咋个晓得你著名?那能算数?我提过,请把我那个‘著名诗人’删了,他们不允许。其实,‘诗人’两个字,对我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你想,当一个诗人是多么的困难,古往今来,那么多写诗写得好的,都没得到过诗人的称呼,连杜甫都没有当成的,草堂叫杜工部草堂,他是工部员外郎。你去看一看李太白传记上面的身份,翰林院供奉。陶渊明是什么?隐士。鲁迅先生旧体诗写得非常好,但是没有人叫他鲁迅诗人。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诗人然后还‘著名’,这是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我最多算是‘过气诗人’,因为我不写诗已经26年,哪有写了几首诗就当一辈子诗人的?你骗人家谁呢?我是说的真话。我不要那些虚荣,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还要那些称呼来干啥?还看不透吗?!”


      新诗乏善古诗美

    26年没有写诗?也就是从1989年以后就没有写诗了,这让我很惊诧。伯伯说:“我对所谓新诗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但是我对古人的诗有感情。我这些年开讲座,除了讲《庄子》,就是《诗经》,然后是汉魏六朝诗,然后唐诗,五年多了,每个月一次,从来没有中断过,都是中国古人的诗。现代的诗歌,我连自己的都没有讲过。80年代我倒是讲过,讲的是余光中和台湾诗人的诗。其他人的诗都没有讲过。”
    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您和余光中先生是君子之交吧?
    伯伯先是停顿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当然是君子之交。1996年他来四川,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后来交往渐多,我也去台湾拜访了他。我把他当成老师,他大我3岁,确实是我的老师。他的诗写得那样漂亮,最有中华韵味,是华人中间写得最好的,第一名。你注意,我用的是华人,不是中国,包括海外华人。”
    我觉得伯伯是矛盾的,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喜欢现代诗,但是余光中先生写的并不是古诗,他却如此赞赏。我估计,也许是他曾被自己的诗歌搞得焦头烂额、劫后余生,不想提及?又或许是新诗创作走了弯路,乏善可陈,让他由衷认可的太少了?


      “披着猴皮的羊”

    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导师叫我写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流沙河先生诗歌评论”。曾伯炎伯伯是我爸爸和沙河伯伯共同的朋友,就带我去了伯伯家中。那天待的时间很短,只记得这个又高又瘦的伯伯说话很和蔼。我借了好几本他的书,就匆匆告辞,自始至终,我好像只说了一句“谢谢”,全是曾伯伯替我代言。回家后,伯伯那些书让我看得好认真,边看边抄,其中一首描述夕阳残照中的马其顿古堡,写得好美!后来论文完成,导师给了表扬,但我的答辩却只得了B ,原因是记不住答辩老师要求我背诵的伯伯的作品,现在想起都愧疚莫名。
    后来我参加工作,从实习记者做起,然后是记者、编辑、主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伯伯给了我很多帮助,最受益的,就是我可以随时采访他。那时伯伯家门上有个小牌子,写明“谢绝采访”,但我是例外,可以随时闯入。不过,那些采访都是在玩耍中完成的:刚开始我还用本子记,后来伯伯说:你记不明白,你和三妹在外面玩,我写。然后就写好交给我,我誊一遍交给报社,每次都受表扬。我在报社“升官”,多半与此有关吧?当然,我还是认认真真写过几篇报道的,比如《流沙河卖字》《流沙河流连山林之乐》《流沙河的中秋之夜——风从故土来》,等等,但确实,都和诗歌无关。
    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往伯伯家里跑,称呼他“伯伯”就从那时开始,直到如今。他说,别人对他的称呼有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我喊的“伯伯”,最亲切。
    那时伯伯住在成都市红星中路作协宿舍,楼上是周克芹先生,克芹先生的女儿雪莲和我玩得很好,所以每次去,我就把雪莲叫下来聊天。伯伯在他的书房里写东西,我、雪莲就和三妹在客厅里、厨房里聊得嘻嘻哈哈,晚饭也常在他家吃,三妹做饭。三妹是伯伯家的小保姆,一个笑盈盈的农村小姑娘,开朗又能干。她告诉我,伯伯从来不留人吃饭,显然,对我又是破例。我去蹭饭,最初每次都吃一模一样的荞麦面,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了,抗议说“我要吃肉!”后来就有了红烧肉的待遇。每次吃完饭,就可以进伯伯的书房聊天,那是最开心的时候,伯伯讲外星人、讲蜻蜓的“复眼”,还讲过鬼故事,吓死我了。伯伯的书房点着香,烟雾缭绕,那些故事和缕缕淡烟,至今飘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天早上我骑车逛街,想找点新闻线索,却被一个男人跟踪,还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小妹儿,我们谈谈吧!”吓得我就冲进作协大院,跑到伯伯家——那时我们报社要10点才开门。三妹开门,奇怪地问我:才8点过,这么早?我气喘嘘嘘地冲进书房,冲着正在看书的伯伯说:我遇到流氓了!伯伯就丢开书问我怎么回事,然后笑着说:“不要怕。你是该谈个男朋友了!好有个人保护你。”我那时二十多岁,我们家还把我当小女孩管,我爸规定每天晚上必须7点以前回家,他就在社科院的大门口站着等我。所以,一有男士说送我,我就吓得半死。有一次,一个男同事一定要送我,骑车跟到了社科院门口,我爸爸一脸严肃,低沉发令:回家!
    我给伯伯说了这些,他就说也是,现在找个好人不容易。他还提醒我:有几种人你是不能嫁的,第一是搞政治的人,这种人危险,有坐牢的可能,以后有了家怎么办?然后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就牢记在心,面对追求者,都用这个框框去框一下,总是嫌疑多多。
    有好长一段时期,我每周四都到伯伯家,陪他去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每次都有好多人来听伯伯摆龙门阵,也有其他人发言。当时我年轻气盛,听到不合自己想法的,就要争几句,大概人家看伯伯的面子,居然没有人反驳我。那一路上的聊天,我都非常开心,却记不清聊过一些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绝对没有聊诗歌。
    有一次,伯伯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还配画了一只羊,说:“你是一只披着猴皮的羊。”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属猴,这才知道生肖该以阴历计算,我出生于阳历年初却属阴历的羊年年尾,和伯伯同样属羊。伯伯满腹学问,又风趣幽默,时有老而未泯的天真和调皮,我觉得他也是一只“披着猴皮的羊”。比如今年元旦的前一天,伯伯送我一句匪夷所思的新年寄语:“祝你明年满十八!”我听愣了,他就在电话那边解释:2016年拆开,20除以21016除以28108,不就是18吗?天呀!这是什么逻辑?不过,管它什么逻辑,我听得很开心!
    当年我喜滋滋地拿那幅字画有未披猴皮羊的字去装裱,却被店老板“黑”了,我沮丧地告诉伯伯,他马上就给我重写了一幅,但是没有羊了,使我生气至今。那个奸商太坏了!


      卖字遥寄山林乐

    伯伯不仅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双流县棠湖公园正门的对联是他题的;北京王府饭店陈列有他的墨宝;阆中张飞庙里,张飞塑像两旁也是他写的对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给游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次我去杜甫草堂“好雨轩”文物店,发现赫然挂着几幅署名流沙河的书法,字字清瘦有神,好像欧体,但又比欧体飘逸怪异,字很受看,内容更耐看。我记得有一幅写的是“幸福的蝉,你有不会说话的妻。”我问伯伯:“你写的哪个?是不是觉得当妻子的应该沉默听话,才比较好?”他笑道:“这哪是我的意思——这是莎士比亚的诙谐。我要告诉你一点昆虫学常识:凡是能够叫的蝉都是雄性,雌蝉不叫。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很多唠叨婆,我觉得很有趣。”
    知道伯伯卖字之后,我就留心观察,却发现他家一如既往,书卷之外别无长物,并没有卖字发财的迹象。我就追问到底卖了多少钱,伯伯一脸茫然:“说真的,没有算过,也算不来账。”
    伯伯家里挂过一副对联,上联是“翁之乐者山林也”,下联是“客亦知夫水月乎”。我想搞清楚是什么意思,伯伯说:“乐在山林,就是想当隐士,当隐士就可以尽量少参加社会活动。下联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的意思。上一句是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句意,下一句是苏东坡《前赤壁赋》的原句,作者应该是一位有才学的人。它被曹禺先生用在话剧《家》里面做了道具,显然也不是曹禺写的。”
    我还记得有天傍晚去伯伯家,他正盘腿坐着看电视,一杯茶,几张报纸,难得见他这么清闲。他说:“我正好译完《秋水》篇,你先看。”我打开一看,这哪是稿子,简直是字帖:清秀俊逸的毛笔小楷,一个个恭恭敬敬地蹲在格子里,好美!我请他给我讲解,他就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讲到“坚白论”,再讲到“埳井之蛙”——有形象风趣的描述,也有穷究思辨的哲理,或抑或扬,把我惊呆在庄子老先生的思想光辉之中。去年通电话,我问伯伯还记不记得给我上的这堂课,他说记得,记得。我好惊讶!


      煲电话粥的忘年交

    后来我出国回国,东奔西颠,但是逢年过节和伯伯的生日,我都会电话问候,从未间断。我在电话上一如当年那只“披着猴皮的羊”, 有时觉得他那边占线很久,好不容易才拨通,就要“披着猴皮”抱怨一番,其实我自己占他的线更久,伯伯却总是慈祥如初,答叙如见,让我知道了我爸爸给他送去玉米粉;知道曾伯伯戒了烟;知道他眼睛越来越不好;也知道了他在某个中秋节晚上是稀饭剩菜就过了节……我们在电话里聊天,还会开玩笑,比如我问他在老家的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怎么没有跟着他“鸡犬升天”,伯伯就笑着作答:“怎么会呢?他们都在做最最普通的工作,不过现在都退休了,常常来成都看望我。我当右派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嫌弃我。”那语气中的感激和爱,能穿越时空,烙在我的心中。
    我知道自己心智苍白,提问蠢而且多,但伯伯总是有问必答,答必旁征博引、出语幽默,还经常让我感受到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是这样的:忍得住穷、耐得住苦,安于清贫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尤其是文化的命运。我们聊到过伯伯在《腾讯•大家》上面讲《诗经》,他在成都每个月讲一次,有人会专程飞到成都去听。伯伯说:“这个专题叫‘诗经点醒’。点就是指点的点,醒就是瞌睡睡醒了的醒,就是做一点点醒的工作。过去好多讲诗经的,都像瞌睡没睡醒,留下一塌糊涂,于是我去点醒,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听得很好耍。”伯伯是谦虚的,他说:“我不是有好多学问的人,我的讲座应该归于娱乐界,类似于说相声、讲评书,就是让听众开心、快乐。我应该去申请加入曲艺家协会。”伯伯又是超越的,他说:“我希望人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信仰文化。哪怕你暂时与文化脱离了关系,都应该对文化满怀尊敬,保持对文化的热爱。这个文化的范围广得很,culture ,包括地理、历史、天文、数学、工艺,都是。”
    从这些聊天中,我明白了人活一辈子的意义。伯伯说:“当然是先为父母、为孩子、为家庭,然后,再去影响你的朋友们,去安慰那些惊慌的心,消除某个人的忧郁,带给他人快乐,让他们因为你而快乐,你的人生就有了价值和意义。这不亚于那些最辉煌的发现,也比用那些不需要的功绩来震惊世界,伟大、高尚得多。”


      “微微之树”一定常青

    伯伯说送给我的那两棵树,一棵是泡桐,一棵是三角梅,它们种在成都大慈寺对面省文联宿舍的甬道旁。伯伯告诉我:泡桐树已经有两人合抱那么粗,高过六层楼,浓荫覆盖了甬道的一半,每年春末夏初,红花紫花开满枝头;夏天有很多蝉子趴在上面叫。十几年前,他自己花钱请人为三角梅搭了个架子,挨着泡桐树,“因为它们两位是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应该一生相守。”伯伯说得很动情:“每回花开了的时候,宿舍里面的人就说,这是流沙河的三角梅! 我这一辈子没有像样的作品,但是这两件作品确实是了不起。在那里的人,谁都知道是流沙河栽的。有人说过我这棵三角梅可以卖上千元的价,我想都没想过,只想把它留在那里,作一个纪念。我坚决反对挂我的名字,不过挂你的名字绝对可以,写‘微微之树’。这两颗树的所有权,就归你了。”
    嗯,是的。什么时候,我要回去,回去看沙河伯伯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去看“微微之树”,在那些红色、紫色的花瓣里,去搜索沙河伯伯的愿望、眷恋、期待和寻觅。我一定能看到它们的枝叶参天、浓荫匝地,一定会万般珍爱地沉醉在那弥天漫世的芬芳之中。一定的。


    黄微微于2016/11/12 13:06:09 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作者简介:
    黄微,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专栏作家。(微信公众号“微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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