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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磐(回忆录连载第三章1-3)

作者:曾祥麟  刊发时间:2014-3-8  阅读:

 

第三章  树德杂忆
 

    一  爸爸说,要考就考成都最好的中学

    1948年小学毕业后,如果家里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会说:读郫男中。因为学校离家较近,每周都可以回家。一个十一岁孩子对家的依恋,犹如乳燕之恋巣,只有家是最亲切最温暖的,那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但对我只能是一种奢望。
    那时家里收留了一个叫做刘继文的与我同龄的少年(年龄比我大十来天)。他是三道堰小学校工刘则游的侄儿,家住彭县,十岁就小学毕业了,非常聪明。他家只有姐弟二人,家里全靠一个十八九岁的姐姐(1948年暑假,我与刘继文一起到彭县大北街靠城门洞的258号他家里去耍过一天,至今记得他姐姐叫刘继秀)靠卖点香烟瓜子之类来维持姐弟二人的生活。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弟弟的学业注定了就此终结。当时,母亲的同父异母妹妹六嬢陈善珍在三道堰小学教书,她回家向爸妈讲了这个姓刘的孩子的情况。父亲一向喜欢会读书的孩子,决定资助他唸初中。刘继文就这样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郫男中(今郫一中前身)。这是1947年秋天的事。但郫男中的学习风气并不怎么好,加之刘继文仅仅是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身边又无家长管束,他怎么能管住自己不受其他贪玩同学的影响呢!上课时,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经常带着他逃学,到学校旁边的河里去摸鱼、洗澡,晚自习上到一半就溜进寝室睡觉。学习成绩当然不可能好,期末考试三科不及格。父亲非常失望,虽不再供他继续读书,但也没有将他打发回彭县去挨饥受饿,而是将他留在铺子上当个小学徒,干些拿烟倒茶之类的杂事。有此教训,父母当然不可能让我去读郫男中。要读就读成都最好的中学。
    当时成都比较著名的学校,不外就那么四五所。公立学校以文庙后街的石室中学为最好,私立学校则以宁夏街的树德中学为最好。1934年,《大公报》著文将树德中学评为全国最好的、排位仅次于天津南开中学、长沙周南中学之后的六所私立中学之一,那时便有“北有南开,西有树德”之说。1945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视察树德中学,成都《新民晚报》报道说:“李氏对该校设备、教学等极为赞许”。这是学校办学历程中的第一鼎盛时期。父亲每天必读成都销量最大的《新新新闻》,他对此情况一定是很清楚的。儿子要考就要考成都最好的这所中学。
    据《成都市教育志》记载,那时成都(城区)的公立中学有12所,私立中学有32所。有些学校不仅教学质量差,而且校方对学生缺少管束。当时父亲与成功中学的军训教官刘震扬原为刘文辉二十四军的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曾介绍三道堰两位商界朋友的儿子到成功中学读高中。这两个小伙子都不止一次到东御街信诚商号去过。据商号一位师兄讲,其中一位大个子学生爱打群架,曾在铺子上借了(实际上是“拿了”)一根近两尺长的条铁,把一个师长的儿子打伤了。那师长派人到处捉拿他,吓得他剃成光头躲在“信诚”楼上,几天不敢出门。
    其时,有好事者将成都的私立中学编成顺口溜,对成都的10所私立中学作了生动俏皮的描述:“树德好学生,建国出摩登。成功生得横,立达真爱人。民新差一等,风流数自成。要找爱人就到南熏去,协进天府不得行。要找健康美,蜀华赛全城!”
    树德的学生以勤奋好学闻名。郫县有个李宗泌,1938年考入树德高二班,次年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报考南京中央大学,在四川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七,被誉为神童,成都学界无人不知,后被写入树德中学的校志。父亲大概早就听说过“神童”李宗泌的事迹,因此决定我首先报考树德中学。
    附记:李宗泌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社(国家通讯社)作英文翻译和编辑,专译欧美等国大报的新闻稿。1948年去台湾高雄中学教英语。因水土不服,1949年上半年回到大陆,1950年在母校树德和省女中任教。一年后,因“特嫌”刮回老家郫县教书。文革时,他的双耳被红卫兵打聋,成了“聋哥儿”。他的女儿受父亲“特嫌”牵累,受尽欺凌,走投无路,在一个公共厕所内自缢身亡。有人为此写了一首《调寄满江红》怀念他。词文曰:“所谓英才,多一点思维敏捷。当拥有山川灵气,过犹不及。木秀于林风折尽,那堪芳草年年碧。望神州宝岛暮云横,归何急。春如梦,庄生蝶,花似锦,江郎笔。听声声杜宇,故国消息。龙的传人,天之骄子曾相识。问门前五柳几时栽?陶潜宅。”
    话题扯远了。回头再说,我到树德参加考试那天,父亲委托三道堰同乡何德寿在东打铜街所开“乾和字号”的会计——位办事精明的姓胡的年轻人(也是三道堰人)领我去考试。几天后发榜,榜上有名。第二天复试(包括目测、口试、体检)。记得那天口试的主持老师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纸烟里的锡箔是什么做的?”我略微愣了一下,估谙着回答:“锡做的。”没想到撞对了。接着他又提了两三个很简单的问题,结果复试又顺利过关。正式发榜那天,父亲领着我到树德去看招生榜。上榜者姓名一长串,录取的学生越多希望越大。父亲叫我和他一起先从名单的最后倒起往前看。在中间位置上,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曾祥麟三字。父子二人好不高兴。父亲当天即送我回到三道堰家中。这一天对全家人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后来我才听说,这年报考树德初中的学生不下一千人。
    眼看就要离家到成都上学去了。家里人为了让我放松、高兴两天,特地为我借回一架进口留声机。唱片一大摞,其中《洋人大笑》我特别爱听。一张唱片全是笑声,从开头笑到结束。唱片里的歌唱家在笑,听唱片的人也在笑。好像生活就意味着笑声。留声机是手摇的,我随时都在摇手柄,不到一天,发条就被我摇断了。我以为妈要骂我,结果她只说了声:“不要紧,过几天请人带到成都去修理。”
    学校规定报名时间为三天。又是父亲领我去树德。我们第一天上午就到校把学杂费和伙食费交了。交完全部费用后,在教室座位表上自己挑座位,先交费先挑,后交费后挑。那时树德高中春秋季都招生,全校共有六个高中班,每班五六十人;而初中只在秋季招收一班,每班约六七十人,全校只有三个初中班。那学期我们这个年级(初十七班)收的学生特别多,达108人,以后老师常戏称我们这一班的学生是“一百单八将”。我们这个班的教室特别大,共有十几排座位,父亲将我的座位挑在前面四五排的正中间。既不吃粉笔灰,又看得清楚黑板上的字,绝对是最佳位置。接下来安排寝室。初中学生的寝室全在进校门左边的楼下。一间寝室有10张上下铺,住20人。父亲怕我从床上摔下来,给我挑了个下铺。又过两天,正式开学。我踏上了新的学习里程。我终于成为中学生了!
 

    二  掌声不是给孙军长的,而是给孙董事长的

    说起树德中学,不能不说说创办人孙震(字德操)。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早先是同盟会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后,接替邓锡侯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滕县战役。1939年授陆军上将衔,1949年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溃败后退往台湾。此公的军政生涯不在我的关心范围内,不拟多说。但作为享誉全国的树德中学的董事长,却有必要说几句。他毕生致力于办学的精神特别值得赞赏。
    1929年,孙震年仅37岁,那时仅仅是个副军长,便开始捐资在华阳县保和乡老家的孙家祠堂兴办义务教育。以后相继办了树德一小(华阳县)、二小(多宝寺)、三小(宁夏街)、四小(簸箕街)。1932年,为使贫苦子弟能升中学,又出资兴办了树德初级中学,分设男生部、女生部。不仅不收学费,连老师和学生的伙食费也不收。1937年,又开办了男女高中班。至此树德中学遂成为男女高初中齐备的完全中学。同年设立“私立树德中学董事会”,后任董事长兼校长。但诸如任用教师和学校日常管理等事务,全权委托给副校长(后改任校长)、他读成都县立中学初中时的同班好友、著名教育家吴照华负责。他捐出银元40万元和乐山嘉乐纸厂股本10万元,以及在成都的十几座公馆和百余间铺房,以取利息和房租收入为学校常用经费。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设立了丰厚的“申太夫人(孙德操母)奖学金”和“德操奖学、助学金”。其中“申太夫人奖学金”分甲乙两种,凡家境贫寒,成绩列入“三甲”(学业、操行、体育均列甲等)的学生,可申请申太夫人甲种奖学金40元(大洋),学杂费和伙食费全免;凡考入国内外有名的大学而经费困难者,无论是否树德中学毕业,均可申请申太夫人乙种奖学金,每人每年奖给100~200个大洋,这个金额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我们郫县的殷孟伦1935年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班深造,缺少足够经费,由校长吴照华推荐,也曾获得该项奖学金。
    1949年初,那时我在树德中学读初一,目睹眉毛特别粗,身着中山装的孙震,在树德男中外操坝向树德男女中的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演,庄严承诺,目前正在筹划创办树德大学。顿时全场一片热烈掌声。这个掌声不是给孙军长的,而是给孙董事长的。虽因时局变化,这所大学并未办成,但至少说明他对国民教育的挚爱忠诚,足以体现他的思想境界。
    关于孙震为什么要将他创办的中小学一律命名为树德,解放前社会上流传过一则极不靠的传说,一进树德初中我就听说了。据说,他将学校取名为树德,主要是为纪念无辜被他打死的老婆。他怀疑老婆和副官有染,气愤之下,一枪把老婆毙了。过后搞清楚是一桩冤案,他良心上很过意不去,决心为社会办一点好事以弥补自己的过失。“树德”的“德”是他姓名中的一个字,“树”是他老婆姓名中的一个字。为表示对老婆忏悔之诚,故将“树”字放在“德”字前面。这个说法,纯属牵强附会,全是瞎说。早年他在孙家祠堂办义务教育时,即在祠内挂上“树德堂”横匾,因为他的办学宗旨,一开始便定在“树德树人”四个字上。借此机会再予澄清,不算多余的话吧?
 

    三  董事长的儿子想到树德教书,吴照华校长说“不”

    我在成都先后读过三所中学,论校舍、设施、校园环境,树德肯定是最好的。整个校园给人以整洁、宽大、优美的感觉。树德不仅外部硬件强过许多学校,教师阵容更是超一流。前文说了,孙德操将学校全权委托给当年的老同学、著名教育家吴照华管理,真是选对了人。吴照华并不是老古董,他熟稔中西文化,英文极佳,曾编写多册英文文法类书籍。他到树德前,曾任成县中校长多年,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为使吴照华更多了解国内先进教育管理方法,孙震第一次漫游上海回川后,特别给吴照华一千五百元(大洋),请吴到全国各地有名的中学如北京师大附中、天津南开中学等处参观访问,吸取办学经验。吴照华参观回成都后,孙震又拿出七千元交给教务主任万千里,请他率领树德的三个小学的校长,树德女中的训育主任(女),男中的一个体育教师,十二个学生代表,组成一个旅行参观团,到全国有名的中学去参观访问。为了办好学校,孙震不惜血本。
    吴照华校长不负老友重托,首先坚持择优录取学生的原则。树德中学招生,每年都属成都市第一批。不论学生家庭富贵贫贱,入学考试时,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某公在四川权势显赫,他的公子未上树德的录取线,他亲自登门请孙德操关照。孙说:我只管给吴校长办学的经费,诸如聘请教师、录取学生诸事,一概由吴校长作主,我绝不过问。我要信守承诺,不能坏了自己定的规矩,务请原谅。孙德操还顺便向来客讲三个故事,他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回到成都后,直接登门找吴校长,陈说自己想到树德中学教书的愿望。但按规定教师需有三年以上的教学经验。吴照华告诉孙震,你看怎么办?孙震回答:照华兄,我们早就说好了,学校的事你完全作主,我不过问,我儿子不够资格,你就告诉他“不行”就完了,你把树德管理得好好的,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不给我面子呢?某公闻之,旋即派参谋长持厚礼往见吴照华,他不相信有金条都打不开的后门。谁知这位吴校长不畏权势,更不怕糖衣炮弹,一句话就坚决地推掉了:“无有先例,请将军多多谅解。”每年招生,辗转请托关说的书信不少,往往数以百计。在新生录取之前,吴照华一封不看,待评卷完毕,始在招生会上当众拆阅作覆。复函附记考生各科成绩分数,俾使知悉情况及录取标准,毫不含糊了事。
    吴照华为了在树德严格建立尊师重教的校风,他本人首先带头尊重教师。在每年的敦师会上,他除了恭恭敬敬的双手向教师面呈聘书外,还拱手深深一揖,以示郑重。据高年级同学讲,某老师本为树德高中毕业生——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在重庆教了几年书,后来回到母校任教。吴校长发聘书时,同样向他拱手弯腰致礼。该教师诚惶诚恐,赶忙离开座椅站起来说:“我是你的学生,实在不敢当!”吴校长笑答:“以前你是树德的学生,现在你是树德的教师,教师育才树人,责任重大,你不要客气,请受我一揖!”
    后来还听高中的学长说,有一位满族教师,教学效果很好。因为他是满人,个别学生常在背后称他“满伯尔”。这位物理老师认为这是民族歧视,十分生气,愤然辞职。吴校长除了严厉斥责学生无礼,立即登门代学生向那位老师道歉。老师仍坚持要离开树德,吴照华为示挽留之诚,特率全班50多名学生一起前往老师家再次认错,这位满族教员深受感动,只好同意复教。
    每年全校开会,学生按班级在礼堂就坐后,由学生自治会主席率全校各班班长(当时称级长,级长多为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到各教研室请各位老师到礼堂前台就座。老师进入礼堂时,学生全体起立,待老师入座后学生方落座。会毕,待老师退席后,学生方依次离去。校内遇老师,学生一般主动立于道旁,待老师走过学生方行。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疏散到郊外上课,大雨连绵时,道路泥泞难行,校方为老病教师雇黄包车迎送。1940年代后期,米珠薪桂,物价飞涨,树德中学对教师按时发薪,从不拖欠,还按月送米5斗,为当时教师待遇最高的学校。逢年过节,学校还派人带上礼品慰问教师,各班的级长亦常代表全班同学自发向老师贺节致敬。
    当时树德中学所聘教师,特别是高中教师,都是四川第一流的。一位读高中的学长在《成都文史资料》上著文称,在四川大学讲经学的罗孔昭先生受吴校长礼聘,到树德高中任教,所讲《说文部首》,本是一门枯燥的学科,但听到学生耳里,却如坐春风。他讲《文心雕龙》虽未讲完,然而所讲的《辨骚》《明诗》《情采》诸篇,给学生们很深的印象,讲到曹植受熬煎,文字狱之残酷,令人不胜其忿。讲英文的钟老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留学回国后在川大任教,受吴校长礼聘到树德讲课,发音纯熟,表演自然,讲《灰姑娘》时,边讲边比划,把学生们完全带进了戏剧情景中。教生物的叶老师,号称“机关枪”,他讲课从不看书,在黑板上一边画图一边讲,图画完了也就讲完了。
    在我们初十七班任课的教师,水平也不差,至今印象较深的有五六位。
    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教师,叫罗金泽(他哥哥罗根泽是成都市有名的教师,在高中部教国文)。他个子较矮,脚下的皮鞋好像是特制的,底子特别厚。他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透亮,西服笔挺,一年四季都结着领带,手上还提着一根文明棍(STICK)。别看他穿着很洋气,但对新文学、白话文根本瞧不起。他选用的教材全是古文。第一堂课讲的是《孟子》开篇的“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讲了十一二周,又改讲《论语》。第二学期主要讲《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每隔两三周要叫我们到祠堂街的开明书店去买他准备讲授的“活页文选”。以后又讲了《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中的许多名篇。篇篇要求背诵。每天早晨自习时,校园里和教室里,学生们不是读英文就是背古文,调声幺幺的一片读书声,是最动人的音乐。罗老师对学生态度很好,从未听他骂过谁,但学生们都服他。按学校规定,无论高初中,间周要写一次作文,高中生还要外加一次英作文。全校的作文卷子格式统一,一律在祠堂街开明书店购买,原则上要求写文言文。那时父亲要求我每期至少给三道堰家中的母亲写一封信报告学习情况。在学校挺重视古文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我写家信从未用过纯白话文,觉得这是没有水平的表现,通篇全是别别扭扭的半文半白的文字。有次我放在盥洗室的面盆不知被谁抓错了,我的遗失启事大概是这样写的:“敬启者;鄙人不慎,昨日在盥洗室遗失白色面盆一个,若有仁人君子拾得,恭请交×号寝室,本人愿以花生米一斤为酬。”不管怎么说,罗老师提高了我们对文言文的欣赏水平和应用能力,好处多多,功不可没。听说罗老师解放后到郫一中教过一两学期语文,但不知改教白话文他习惯否?
    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务主任万千里。他用的教材是商务印书馆编的“综合英语”。第一课的课文好像是:“a pen, a book, I have a pen and a book .”所用文法课本,英文名称叫English grammer for beginners”(《初等英文典》)。课堂上,万老师总是尽可能让我们用英语回答他的提问。那时校内各种场合都喜欢讲英语。不管是足球场上还是篮球场上,学生们从来不说“中锋”而是说Center,不说“边锋”而是说fovr,不说“出界”而是说ovt sine.万老师说,他有个三岁的小女儿,向女儿叫一声“把fan给我拿过来”,女儿就晓得是叫她拿扇子。他想说的是,语言环境对学好外语很重要。万老师个子不高,有次上课他迟到了几分钟,学生在教室里闹得一塌糊涂。一位灌县籍学生陈德修发现万老师已上楼了,忙向教室里的同学报信:“万矮子来了!”万老师黑起脸走进教室,教鞭在桌上使劲一拍,叫陈德修站起来:“你父亲给你取名要你修德,你修的什么德?竟敢侮辱老师!你等着接受处分吧!”陈德修知道自己闯祸了,课后及时给万老师写了检讨,万老师原谅了这个不懂事的娃娃,并未深究。万老师对读初十九班的儿子同样很严厉。据初十九班的同学说,他上英文课时,叫他儿子站起来读单词”stans”,这位公子与老爷子装怪,故意读成“吃馓子!”引得哄堂大笑。万老师大怒,当场打了儿子十个手板,而且打得很重,全教室都听得见“啪啪”的响声。按学校的规定,教师不能体罚学生,万老师边打边说:“你回去告你的家严,你的家严就是我!”
    音乐课只在初中上了一年。音乐老师由训育主任陈砚芳兼任。陈老师的名字很有点女性味,其实是一位肥头大耳的、年约50岁的秃顶男子。他从来不教简,认为那是下里巴人读的谱,犹如罗老师瞧不起白话文。第一堂音乐课,黑板上画满了“豆芽瓣瓣”。应该说,他教得既认真又有耐心。遗憾的是学了一年,我们仍然没有把五线谱搞醒豁。不过哪怕仅仅学了一点皮毛,对我们也是挺有用的,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懂得什么是低音符号什么是高音符号,什么叫上加一线,什么叫下加一线,不是绝对的五线谱盲。这位陈老师骂起人来很不留情,大家都很怕他,甚至恨他,所以学生们背后从来不叫他陈老师,而是叫他“陈瘟猪”,后来还有些学生故意编些故事来糟蹋他,说他在树德女中上音乐课时,常有学生在下面搞小动作,他骂台下的女学生:“我在上头把汗都整出来了,你们在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笑话虽然杀伤力很大,但学生们都知道是瞎编的,因此谁也不把这笑话当真。1951年我转学到蜀华中学(今十四中)读书,陈老师也在蜀华教音乐。那时他戴着反革命帽子,常见他弓腰埋头走路的样子,怪可怜的。
    历史老师杨增宏是郫县东街人,1949年下学期教我们历史。他个子瘦长,经常穿一件阴丹长衫,蓄小分头,很帅气。第一堂课一走上讲台,便有学生问:“先生,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杨老师背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复旦大学历史系,杨增宏。”抗战时期,复旦内迁重庆,是名牌大学,那时我们便知道。同学们对杨老师立时肃然起敬。杨老师果然身手不凡。他从殷商讲起,故事套故事,口若悬河,学生们听得眉飞色舞。他爱写板书,但不是有序地一排排或一行行挨着写,而是时而左边写一串字,时而右边写一串字,时而横写,时而竖写,一如他的讲课,天马行空,全然不顾规矩。他讲到李斯制定了许多律令振兴秦国,杀了许多人,后来又被赵高所杀,夷三族,临刑前,他后悔地告诉跪在他旁边等着挨刀的儿子:“吾欲与若(你)牵黄犬出上蔡(他是上蔡人)东门,猎狡兔,其可得乎?”杨老师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充满血腥味的。他将李斯这句话使劲写在黑板上,粉笔在黑板上笃笃笃的响。他讲得很有感情,他的板书似乎同样蕴含着感情,使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连哪句话写在黑板的什么位置都不曾遗忘。解放后,杨老师长期在灌县教书,以后任灌县人大副主任;1980年代编修《灌县志》时,兼任灌县志编委会副主任。1987年,我在成都市志办召开的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见到过他,与当年挺神气的样子比起来,早已面目全非,胖嘟嘟的光头,脸红红的,像鲁智深一样满脸大胡子。会议休息时,我告诉他:“三十多年前我是树德初十七班的学生,你教过我历史。”他愣了一下,拍着脑袋说:“啊……”但是他想了一阵显然还是想不起我是谁,他的学生实在太多了。听灌县的同志说,《灌县志》的罗总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系,资格比杨还老,根本不买他的帐,他作为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对修志基本上插不上手,后来就干脆不再过问县志的编纂事务了。
    树德中学不仅开设了美术课,还开设了劳作课。教“劳作”的老师是一位抗战时期从沦陷区流亡到四川的江苏人,50多岁,个子很高,但看起来很瘦弱,穿得也很寒酸。一件西服皱皱巴巴的,一双黑皮鞋补了又补。有次,他教我们做黄泥巴墨盘,要我们星期天到皇城坝(那时是个“扯谎坝”,讲评书的,卖狗皮膏药的,耍魔术的,什么人都有,那个地方房子稀烂,属于贫民窟)去取土,说那里的泥巴黏性好,做出来的墨盘光滑、结实。(解放后许多人喜欢说,解放前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教育也崇尚劳作、要学生们把手弄得脏脏的去做墨盘吗?)早已记不起这位劳作课老师姓甚名谁,但记得他说过,他以前是教音乐的。有一天离下课还有十来分钟,他挨次发给每个学生一份自己刻印的《马赛曲》的歌单。他站在教室正中说,现在我给同学们唱一首歌。学生们都希望换一换沉闷的课堂气氛,快活地叫老师快点唱。这位备受流亡之苦的劳作老师,随即压低声音,很动情地把这首歌唱给我们听。他的音色很纯净,感情很投入,他苍老憔悴的面容顿时焕发了光彩,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时刻期待着冲锋的战士,眼睛里好像燃烧着一团火焰。此前上劳作课时,课堂秩序一直很乱,同学们打打闹闹的,这位江苏籍的十分善良的老师根本管不住学生。但是此时此刻,整个教室安静得出奇。我们一个个听得大气都不敢出,深恐惊扰了沉醉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并因此突然变得高大而不容侵犯的老师。我还从未听过让人如此激动的歌声。老师唱毕后,恢复了慈祥的笑容,满教室的学生情不自禁地使劲鼓起掌来。有个学生问:“先生,你怎么不教我们音乐?”他回答:“我只教你们做手工。你们愿意买我的歌单吗?如果愿意买,请交一角钱镍币给我;如果不愿意买或没有钱买,这份歌单就算是我送给各位同学留个纪念吧!”同学们都知道老师穷,穷得不一般化,家里有老老小小五六口人,想卖点歌单贴补家用,都很同情他。能够进树德这所享有“贵族学校”之称的同学们,大概每个人身上都掏得出一二十块一角的镍币出来。大家迅即掏出衣袋里的钱,少者交一两角,多者交银币半元乃至一元。记不得当时我交了多少钱,反正不止交一角镍币。爱心使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突然长大了,他们多么希望为这位可爱的老师多分一点忧。但是这位老师一分钱也不多收,每份歌单只收一角。下课离开教室时,他用带南京口音的普通话说了一句:“孩子们,谢谢你们!”同学们谁都不说话,默默地用眼睛把老师送出了教室。
    入树德之初,我的英语学得不好,第一学期英语考试刚过及格关。按树德中学的校规,有两科(包括体育)不及格者,下期开学时可以补考,如果补考仍然不及格,降级;如果有三科不及格,说明这个学生不堪造就,一律默退(强迫退学)。父亲很着急。第二学期开课不久,父亲到校找到当年二十四军的一位同事,如今任树德高中部军训教官的姚鼎新,请他在高中三年级比较贫困的学生中,代为物色一名英语成绩优秀的学生,请他在课余时间(即下午课外活动时)为我辅导英文。这位学生很快就找到了。他是川北平武人,当时读高十六班(高中第五期),叫杨永康。杨举止斯文,性格沉静,十八九岁。姚教官领他和我见面后,嘱咐杨永康几句什么,又嘱咐我要听杨哥哥的话,好好跟他学,便离开了。杨永康对我真像大哥哥对小弟弟一样,友好、和善、关爱。他叫我星期一三五课外活动时到高十六班教室里去。其时教室里的人都到大操场或图书馆去了。教室里只有我们二人。他将我上学期学过的英文一课课讲给我听,并要我跟着他读课文。短时间内,我的英文明显有了长进,不再害怕万老师突然抽问我了。杨永康可能喜欢新文学,他不仅教我英语,还向我介绍了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学家和文学名著。让我知道了有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师叫胡适,还有个挺会写诗的人叫徐志摩。学期快结束时,他还送给我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应该说,他是对我进行新文学启蒙的第一人。放暑假离校前,父亲叫我领杨永康到东御街信诚商号去。父亲向杨当面表示了谢意,并奉送大洋若干枚。杨回到平武后,给父亲写了封感谢信,并告知下期他不读书了,准备留在平武教小学。父亲赓即叫我给他写了封遥祝平安顺利的信,以后再未听说过杨的下落。
    这个学期放假回家后(1949年夏天),父亲盼子成才的心切,又为我聘请了一位英语家教老师。这位老师家住三道堰农村,家境并不宽裕,读川大全靠在国民党部队当小官的大哥和在邛崃县开像馆的二哥在经济上予以支援,当时刚从川大教育系毕业,正待业在家,叫薛致远。学生除我之外,还有二人,一是乡长郭崇韬的大儿子、当时在郫中读初二的郭文林,再一位是在郫女中读初三的姐姐。授课地点在乡公所后面存贮公粮的“转运栈”里。转运栈内有一排粮仓,粮仓尽头处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外约二三十平方米完全空着,暂时派不上用场。于是此处成了我们的临时教室。靠墙壁处挂一张小黑板,黑板前摆两张双人课桌。我们每天上下午各上两小时课。那段时期转运栈里没有人上公粮,又凉快,又清静。三个学生文化程度不一,补习科目也完全不同,真是难为薛老师了。记得姐姐没有上几天就再也不想去了。郭文林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有我一天也没有耽搁过,下雨天也必须去。薛老师主要给我补习英文。他吃住都在我家,父亲还不时送给他一条“小大英”香烟。人是讲感情的,父亲对他很好,他对我讲课自然也很认真。我的英文之所以在后来读蜀华初中和省成二中高中时成绩一直很突出,与这个暑假薛老师给我开了一个多月的小灶绝对分不开。解放后,薛老师一直在绵阳教中学。他是前文提到过的赵绪根老师的妹夫,前段时间赵老师到绵阳探亲,我请他务必向薛老师代问一声好。感谢八十多岁的薛老师至今还记得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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