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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

作者:刘应  刊发时间:2014-4-20  阅读:

 

    一
 
    
最近,我一直想写写“贵州人”这个题目,但实在无从下笔。有同学竟然很直接地问我,贵州是不是属于贵阳?我就只知道遵义不知道贵州。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
    
其实,仔细想想,同学这样回答也是有原因的。爽爽的贵阳这句广告词国内外的游客们早就烂熟于心,遵义也沾了不少革命历史的光,他们自然就只知道贵阳和遵义了。贵州人一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到贵州旅行,领受最深的就是天工造物的神奇,感受到的是天无三日晴的风情;还有那一串串江水连起来的村村寨寨,犹如古朴的图画镶嵌在青山绿水中,不仅是空间在转移,而且是时光在倒流。其实,如果一个地地道道的贵州人没有游遍贵州的美景的话,那他肯定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贵州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长期的摸索和进步中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养成了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套民族心理的文化方式,说得大气一点,便可叫做“贵州民族文化”。
    
一个外地人来到贵州,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在购物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来回走动,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贵州人潜意识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方式。同样,一个贵州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很容易就会被老乡辨认出来,即使他们一开口并不一定讲本地话。
    
这几年,贵州人开始富起来了,外来的人一到贵阳火车站,最典型的感受就是得处处防着,基本上很难找回那种完全信任的感觉了。出去旅游或者回来一个不留神行李就会被偷走了,车站门口到处都是各种拉客的妇女老爷们,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打点好上下的关系,反正待在火车上的时候你就会被挂着工作证的人善意地推介着去某个固定的地点,说是可以提前上车,一般都是见不得光的桥下,沿途走过去的大街小巷的都是叫卖声,然后付钱之后上车你就得傻傻地干坐着,运气好的话你还能赶得上一趟,不好的话人家乐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抱怨也无妨,这些人黑白两道都有关系。坐过一次之后你就会抱怨自己贪便宜,下次宁愿多花一点打车的钱也要去正规的车站坐车。
    
另外,假设你在贵阳想去某一个地方,最好是打车,想节约钱或者挤一下自己的身材你大可考虑公交,一上车,瞬间就会感觉到城市人繁忙的生活节奏,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贵州人,哪些是外地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们总是喜欢把自己装扮得很成熟,不是眼太绿就是粉底太浓,不是嘴太红就是头发太卷。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当然也不例外,总是喜欢效仿年轻人的打扮。那些少男们也是跟着附和追赶潮流的节奏,裤子本来是很完整的的,硬是刻意地喜欢戳几个洞出来,以为露出自己肮脏的皮肤显得很好看似的,然后跟着一群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屁孩一起去成人娱乐场所,看谁不爽还能凑上去给他两拳。
    
在我们很多人眼里看来他们只是一群孩子,不过对于伪资本主义下的生物也就是他们的孩子来说,他们很多人已经为人父人母了,这对于一个不上学的贵州孩子来说是很正常的,十五六岁就当了家,说得浪漫一点是当父母,说得实际一点就是孩子带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只好把他们扔给父母,然后出去打工,开始了他们照葫芦画瓢的人生。至少这种现象在贵州很多贫困的地区是屡见不鲜的,现在贵州人开始变得富有了,也只有在物质生活上改变的基础上,精神生活的质量才会得到提高。管仲在相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用我们的话讲,你得先抓物质文明,然后再抓精神文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必然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生活越富裕的地方,精神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我不知道当一个跟自己父母年纪差不多大的文化人抱着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那些十五六岁就当了妈妈和爸爸的痴男怨女们会不会觉得尴尬,剖析贵州人这种尴尬,是研究中国当代农村妇女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通过这一群十五六岁贵州人的文化心里人格,我想或许会能看到一些属于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的课题。
    
理智的人总是试图去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试图让世界来适应自己,然而社会的进步往往取决于那些不理智的人。这话其实说得不假,这几年贵州的发展其实是有目共睹的,尽管精神上的改观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集中地体现于屁大点的村官们的腰包更鼓了,因为贪的钱比以前更多,手段也更加高明,国家给农民的福利越多,他从中抽取的认为是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钱也就越多,读过几年书就总是想方设法变相榨取穷人的价值,第二就是很多由农民破格升级上来的资本家和那些一如既往把持农村脉搏的大官小官们也开始学会享受生活,包养情人成为了他们攀比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方式,豪赌这个词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
    我曾经有幸听到开车的司机描述他们赌钱的场景。司机和另外一乘客闲聊时讲到为官者赌钱那可不得了,百姓赌钱再大也大不了哪儿去,官场的人赌钱那是相当阔绰。规则倒不繁琐,每人自备一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以摞为单位的红色大钞,然后找一个事先约定好的地方,一局定胜负,谁是赢家谁把袋子拿走。老百姓赌钱倒是没有这么豪爽,他们常把小赌怡情挂在嘴边搪塞妻儿父母,其实干的也是当官者的事,不想方设法地输个精光是不会罢休的。
    
所以,一来二去,几乎全国各地,对贵州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野蛮、能打、不敢惹、没见过大世面、贫穷落后、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不高、偷盗、抢劫、杀人、没钱的贵州人是很淳朴的,稍微有点钱的贵州人就会让人感到恶心,还有就是贵州人在外地找工作很麻烦……似乎一切能用上的不中听的无恶意的中性词叠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贵州人了。
   
一经轰传,所有的贵州人都被这种渐渐根深蒂固的认识观而定位。不知道贵州的还好,“了解”贵州人的外地人只要听到你自报家乡是贵州的话,还没说上几句话,他们就会用城市人和文化人的眼光和态度看你。外地人眼里的贵州人是穷惯了,穷疯了。
不!这不是贵州人,这不应该是贵州人。
    
贵州人陷入了一种无法洗脱,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不是今日才有的。在我看来,贵州人始终是中国南部贫困区域中最尴尬的一群。
    有的人就开始变得无法理解,农村人里面市侩小民的形态和城市人的骄奢淫逸是不是在慢慢的磨合中画上等号,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操守的文化和继承的传统会被这种风气所打破,其实不然,贵州始终都是朝着一个多民族的文化融合方向发展的,那些风气始终抵挡不了发展的趋势,在前进的路途上不过是螳臂当车。贵州这么多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这种传统的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联接着贵州人的命脉走到每一辈人生命的尽头呢?
 
 
    二
 
    外地人对贵州人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观念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身过去让你仔细瞧瞧百般疮痍的民族墙。只要这种悖论推翻了这堵捍卫尊严的后墙,那么贵州人的野蛮就不无道理。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不仅仅是不胜枚举的山水林洞,单单大自然的文化,远远不能囊括整个文化。
    贵州太穷,太陋,地理位置较为独特,还没有哪一个被承认的国度的都城是设在贵州的,自然拿不出一些气可吞天,名垂千古的历史故事出来,“夜郎自大”的贵州人也就只会搬弄出夜郎文化来糊弄外地人。
    蒲松龄曾经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 “饿虎思斗,夜郎自大,我国若不大张挞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他哪里肯甘心就范呢?”  成书于光绪后期也跟着附和。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个古老的国度存在了300多年的时间,夜郎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其实,稍加分析和揣摩,夜郎自大里面含有的更多的是夸大的成分,夜郎国是偏僻深处的一个方国,应该算是一种宗教性哲学生态意象的存在,交通不便,自然和外界的联系较少,又怎敢妄自尊大地和汉王朝叫板。夜郎古国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至于它的始发地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不管时空怎样转变,世界怎样改变,夜郎故国的文明却超越了一切自然和人为的界限,绵亘了2000余年,并深入到这片神奇热土的各个民族的骨髓里。所以,这实在不是贵州人敢拿出来炫耀的资本。不过,不管夜郎自大究竟有多大,请对夜郎国多一些包容。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少数民族政权,向来在中国历史上就不是正统的政权一样,经常用来形容少数民族政权的蛮、夷、狄、戎都是不太好听的词汇。战国时期管仲就提过尊王攘夷的口号,当时中原处于混乱之中,觊觎中原已久的少数民族政权勾结起来,对华夏文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华夏,华是美丽,夏是大的意思,当时汉族才是最正统的民族,当时的华夏文明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定居方式已经确定了下来,管仲大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使得齐国一下子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南征北讨,使齐国成为第一个称霸的国家。后来孔圣人充满深情地讲:“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到今天都受到管仲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的尊王攘夷力保中原的话,我们就要被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同化了。不像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早就被汉族同化了,早就失掉了其民族的鲜活性。
    其实,今天本来就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就像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一样,过去的少数民族也是构成文明的一个部分。提到蛮夷,确实不得不讲一讲一位女性。今天贵州人的某一种素质,也能在这个女人所带领的民族身上找到一些踪影。
    
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轻女的舆论早就屡见不鲜,无论后人怎么揣摩,怎么评价,站远了看,撇开了看,有的女性无论为国为己都引领了一个时代,武后算是一位,慈禧算是一位。武后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王夫之敢说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又有人列出几条反驳的意见,女性称帝,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魄力;立无字碑,功过让后人评说,这又是何等胸怀;排除异己,诛杀大臣,这是为了政治斗争和国家安定;男皇可以,女皇又怎可不许,哪个朝代不是这样?
    
对老佛爷的评价大可不必一一列出,人人心头都清楚得很,反正在其统治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上传统的理学思想对于女性执政的偏见,过去对慈禧老佛爷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抛开了这些历史局限,皇太后还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玩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利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后来,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位“鬼方蛮女”立即以翘楚水西,蛰声华夏,彪炳千秋的巾帼姿态和武后遥相呼应。
    
她在豆蔻之年嫁夫,后来夫死其子尚幼,女人最大的悲哀之一也莫过于此,于是,她便代夫行职,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版图的规整。
    
她看不惯封疆大吏指挥使马烨好事贪功,企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的地方势力,达到邀功朝廷,专横贵州之目的,她极为忿恨,遮断所配革带,带领水西子弟,开始了这场民族分裂的战争。
    
她,又颠覆了大家对女人的印象。无论是办汉学、修驿场、告马烨,都不失为一奇女子。有人分析了慈禧的一生,说上苍压根就没把慈禧当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老年丧国。但是慈禧作为大清朝的当家人与她何其相似。
    
她,就是大明顺德夫人——奢香。
    
奢香身上很难看到像武后,慈禧一样强势的政治手腕,倒是不断地从她的政治路上看到额以进为退、宽大为怀的情絮。所以,贵州人的豪爽和宽容并不是一种强硬的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为观看者存在,它期待更多观望的人群,我们不可能只是从单方面来推测某件事物或者是某个人的存在形态,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看到他们的立体生命,我们用一只眼观看的同时,其实也在用另一只眼在审视自己。所以,我们的心理会出现两种景深,民族景深和历史景深。
 

    三
 
    
贵州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盛名,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把持着自明清以来的经济和文化,摆出一副老者的资格;上海则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凭借着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经历荣辱兴衰,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上海确实以青年人的眼光俯瀚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在中国的西南腹地,有一片神奇的土地,省会叫贵阳。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市。那里的林、洞、山、水,天然生就,原始古朴,回归自然只需置身其中。素有“地无三里平”之说,水力资源丰富,黄果树瀑布尤为著名,倒不失为一个游山玩水的好去处。贵阳位于贵州的中心,南明河穿城而过,依山傍水,风水极佳。外地人大多都知道名城遵义,只知道避暑之都贵阳,却忘了江南煤海六盘水,世界遗产赤水丹霞,中国的酒都仁怀。这几个城市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给邻居。脚踏两个朝代,像一位从不显赫的贵族,但眉目间仍然气宇轩昂,这实在不是贵州人拿来炫耀的资本。
    
别的故都,把历史都浓缩到宫殿,而贵州,把历史都溶解于自然。在贵州,不存在纯粹景仰式的参观,也不存在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讲究国家排场和面子的聚集;上海是过于拥挤,过于算计的沉淀。贵州既不铺张要面子,也不拥挤讲算计,完完全全是坦荡荡地铺开一派山水,让来访者自然而然去解读贵州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
    
北京摆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气象,而贵州建省虽然只有几百年,但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当你温软的手指触摸溶洞里坚硬的化石,短短几十载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时,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民族也曾在这个地方触摸过。这是贵州人气质的遗留,是先民生态的重温,于是,古人类开始在这里找到了,古文化在这里形成了,夜郎文化开始成为悬念,文化的遗址和传说由内而外轰传。贵州是名酒之乡,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这里是国酒茅台的产地,其香醇飘摇与全国各地的山水之间,浓厚而浸润,一如丰满而多彩的贵州文化。
    
这里虽然山水林洞不计其数,但毕竟其最大的价值只作为一种可赏可玩的胜地,江河比不上黄河的气势,根本就谈不上发挥着养育华夏儿女的功效,再加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像川蜀之地一样的平阔坦荡,所以自古以来就很少受到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青睐,理所当然,贵州人就跻身特殊贫困的群落了。
    
中国贫困山区的不称职的执政者向来秉承着一种观念:在贫穷的地方实施他们的敛财之道是最有效的。原因请听我细细道来,其一,贫穷的地方教育并没有完全普及,文化程度不高或者没有,当那些可爱的农民该有的权利受到祸害时,由于缺乏一些必要的维权意识而对当地的执政者无可奈何,只好作罢。这些执政者把持着农村的命运,百姓找不到地方去告,也没有人可告,告了也没用;其二,外地商家相中一块好地,想在农村设厂办学,就必须向执政者投递申请,说得好听一点是申请,说得骨感一点就是通一通关系,一来二去,倒是养肥了不少官家,难怪许多不称职的官场的人都不瘦;其三,为奸官之道都有一道铁律:越穷越贪,越贪越大,越贪越穷,且官官相护。个中缘由,自不必说。其四,贵州人的穷并不是普遍的,富豪也有,而且不少,但是,许多有钱人一般不会选择在贵州定居,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穷人都跑到贵州来,富人都涌到外面去。
    
当然,贵州人贫穷的原因还有很多,只不过,我们不能总是戴上这顶高帽。
 
 
    四
 
    这些年,贵州人开始变得不安稳,精明比不上上海人,赚钱比不上温州人,打架又比不过新疆人,很多外地的厂商和老板都腰囊鼓鼓地走进贵州,贵州人也就是傻傻的看着他们,并没有自惭形秽,他们大概是受不了外地人的颐指气使,也开始勤奋起来,他们更加不想戴上贫困这顶高帽。在别的外地人看来,贵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小资性质的,随处可见的老爷子老太太们在家门口摆着麻将消遣,或者就是一群更年期的女人们每天六七点去跳广场舞,环境不怎么好生活倒是挺滋润的,不过滋润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上面。
    外地人眼中的贵州人比较散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其实不然,贵州的表面形态看起来更多的是懒散,但是遇到真正事来绝对是不含糊的,一个外地人是绝对不敢指着某个贵州人的脊梁骂人的,至少现在还没听说有外来暴徒分子在车站广场砍伤民众的。这种自由散漫的状态更多的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在贵州的不少地方,与这种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封建时代早就过去了,不过贵州人或者说成是中国人的这种病态的国民性早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之中,以至于一个外地人到贵州总是被本地人想方设法的坑他一番,或者就是那群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们凭借着义气二字聚拢在一起,然后干起劫富济贫的勾当来,那些当官的都是干嘛的,其实很多也就是摆设,一个村委书记月薪八百,真有这么多肯为社会主义贡献的人吗?年轻人闹出一点事,也就让他们闹吧,反正你打电话报警等警察赶过来观众早没了。
    
贵州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即使他们知道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弊病。也有很多人总是喜欢管“闲事”,别看贵州人表面像一盘散沙,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从外地来的或者是从贵州上层社会为官的人,他们一直都分不清到底哪一种是百姓的“闲事”,哪一种是自己该管的正事,在他们心目中,凡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都是闲事。贵州人很难在心里长久而又诚恳地臣服于某一个号令,崇拜某一个领导,过分地相信权威反而会使得他们不自在。处于底层的百姓往往都是一些不起眼的角色,劳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脚,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手脚闲着,那样会闲出病来。孩子和老人,都是让人觉得舒心的生物。
    贵州人口语种类比较多,方言也分为很多种,因为贵州的民族种类较多,并且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把语言划分为区域性的。无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贵州人,他们语言上最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话喜欢把所有第一声的字的音发得特别准。一个贵州人说的话另一个贵州人并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一听就能辨别出来一定是贵州口音,特别是靠近湖南地区和靠近四川地区两个地方的尤为明显。同一个意思,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贵州人说话的方式不像东北人那样简短明了,直接把要干的事情描述清楚就行了,他们说正事之前一般都会有一定的铺陈,聊的差不多了以后才会进入正题,不过,贵州人总是很礼貌的,即使是不熟的人见面也会相互寒暄一阵。
    
每个人都是一道风景线,没有必要在别人的世界里仰视,更何况是一门语言,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贵州人出去总是喜欢模仿外地的方言,好像觉得说贵州话难于启齿似的。总的来说,贵州人的语言是比较个体观念的,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的呈现,也使得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一个外地的同学说其实南方的贵州话只要说得慢一点基本上都能够听懂,他评论南方的贵州话比较接近普通话,只是声调不太准。这几年,贵州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都被同化了,这种低层次的呈现也就少了很多贵州人该有的新鲜性和独创性。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缺少自尊,没有思考上的独立,就缺少自主,没有人格上的独立,就缺少自信。针对于大多数的贵州人来说,第一个是他们现在最缺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在逐步完善之中。正是因为贫穷,才会造就更多在经济、思考、人格上的都独立的贵州人,成为了独立的最高形态。
    
今天贵州人的人格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百余年的超浓度贫穷以及不受重视中的遗留,贵州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申发,直到今天,即使是很多贵州人中的佼佼者,很少有人会成为某个跨过公司的总裁,一群工人里面,包工头往往都是外地人,他们是不是甘于人下,不,不是!他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前途轻易开玩笑,与得到相比,他们害怕得更多的是亏损和失去,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如既往市侩性实干精神。他们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彻底翻身脱掉贫困的机会。
    最近,我看到这样一则报道:北京讨老婆的成本。那些幽默风趣的好事者将这些成本如数列出,房屋一套,合计64万,以中等装修计,15万,不低于八万的家具和家电,轿车以普通的为准12万,度蜜月坚决不去港澳、新马泰,更不去云南海南,主要以澳洲、欧洲为主,要不马尔代夫也行,总价三万,综上,合计一百多万。这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其它发达的地方也纷纷效仿。娶媳妇虽是大事,但能不能娶到才是好事,所以,云贵川一带的女子自然就成为他们首先选择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女子要求不高,有车有房在他们心里肯定是想过的,当然物质向来就不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她们也希望能拥有一次真正优越性的幸福,这始终是无数女子所企盼的,女人始终是比较现实和感性的生物,不过,贵州的女子在幸福上更为注重理性的想法。
    很多人都会想当然地以为从山区出来的女子能好到哪儿去,这种想法从根本上就错了,我们换种角度想想,群山怀抱的天空,那么小那么亮,璀璨繁星的夏夜,在你不经意的瞬间,就悄悄地降临了。童年的每一个短暂的夜晚,在樱桃树下漏出一些星光,和小伙伴们围着祖母听着动人的故事。他们的笑声撒满土地,河流。些许从容的骨肉,把自己的魂魄丢掉。用自然的山水孕育出来的女人哪个不是灵动淳朴,可爱貌美。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的走向上面深入了解时间的走向,那么你就会理解:失落了夜郎古国的文明就会失掉中国文明构成的一个部分,失落了贵州人多民族一体化的价值,那将会是全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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